可以在设计政府养老保险制度时，考虑下述措施：

　　第一，从思想和定位上，充分实行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体制，将政府养老保险定位在对个人和社会养老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喧宾夺主。

　　以非政府保险为主(包括个人和市场提供的养老保险)，政府养老保险为辅，会给个人的退休收入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这里并不存在是要还是不要风险的问题。政府保险也有风险，从长远来说，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往往给全社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以非政府养老保险为主，则降低了与政府有关的整体风险。

　　个人从政府得到的退休养老收入减少，可以通过个人和家庭储蓄的增加、非政府保险收入的增加来弥补，这不但有利于政府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的健康，也防止了政府养老保险成为社会资源的过多占用。这有利于满足本文开始说的建立一个健康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的第三条要求。

　　第二，从政府养老保险为辅的观点出发，在实际操作中，要将政府养老保险限制在最小规模，限于满足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个政策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退休开始享受养老保险的年龄定在比较高的位置；二是将养老金额限制在较低水平。这样，能够享受保险的人数在每一时期都相对减少，享受的金额也相对较少，政府养老保险的规模也就小了。

　　近年来，美国已经开始，逐步将享受政府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增加到67岁，将来的目标很可能是增加到70岁。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养老保险收入，则是遵守最低生活需要的典范。

　　第三，借鉴私人保险的普遍做法，将贡献与回报更加紧密挂钩，早投入、投入多的人，未来可以享受更高的收益。晚退休的人，投入时间增加，也应该享受更高的收益。

　　个人投入与回报完全挂钩的一个做法是，只定投入，不保收入的养老保险项目，即实际上是在养老保险中增加鼓励储蓄的内容。鼓励储蓄的办法，包括允许个人将本来要给政府纳税的部分收入，改为个人养老储蓄。这个做法，在发达国家政府的养老保险计划中，已经越来越普遍采用(比如美国的401-k保险计划)，只是力度与私人保险相比，还显得非常不够。这样做，既培养了个人储蓄的习惯，又没有太多增加个人当前支出的困难，还降低了政府风险。

　　第四，允许个人在享受退休保险的同时，继续工作，获得收入，同时也继续交保，未来获得更高的退休收入。这样既可以进一步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也可以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弥补养老保险收入的不足。这样做，有利于仍然有劳动能力的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增加可使用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总量。

　　第五，加强立法，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审计，防止政府养老保险的管理部门非法使用养老保金，防止将养老基金用于高风险投资，对违法者严厉惩罚。

　　从美国的经验看，上世纪90年代共和党之所以未能成功将养老保险投入股市，和美国立法程序的严谨和缓慢有关。在这个经验中，可以说，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制约和低效益，帮助美国的养老保险逃过了股市崩溃这一劫。而当前中国的国情是，法律的权威较弱，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执行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腐败分子为了个人利益，对任何资源都要雁过拔毛，养老保险保金恐怕也难以幸免。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对不法行为给政府养老保险所带来的风险保持更高的警惕性。